□官学荣

我父亲是一位标本式的中国农民，一生与他脚下的土地结缘，从来不曾离开。

父亲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之初便开始担任生产队长，当时被称之为“铁扁担”。

人们常说：“吃饭的一屋，主事的一人。”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年代，睁眼看到的都是穷山恶水，听到议论的都是缺吃少穿。生产队长不但要以身作则，公道正派，还要特别会划算。就说春播育种吧，那可是农事中的头等大事。特别是在种子发芽的时候，需要有人精心呵护，就像陪伴婴儿一样，几天几夜二十四小时都要专人值守。负责值守的人不能饮酒，因为酒气散发到空气中，胚芽受到刺激就会出问题。另外，气温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胚芽发育，值守的人需要及时通过开关窗户或者翻动谷种调节温度。如果种子出了问题，全队的老百姓就只能喝西北风饿肚子。因此，生产队长直接掌握着全队人的饭碗。关键时刻，父亲觉得这种事安排谁都不放心。于是，父亲吃住都在育种房，二十六年中，年年如此。全队的秧苗也从来没有出过半点问题。

无论是浸种育秧，还是犁耙耘耜，农业的十八般武艺，父亲样样精通。犁田靠耕牛与人力一起完成。一块奇形怪状的田，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农，往往也会犯难。父亲则不然，面对任何一块不规则的田地，父亲可以如同一位高明的画师，挥毫泼墨，几经点染，一幅有模有样的画作便赫然呈现；又如一位古典诗人，片刻沉吟间，音韵平仄，起承转合，一首惊人的诗作便一气呵成。

每年冬天，父亲就利用这一农闲季节，带领全队劳力修机埠、开渠道。到七十年代中期，全队近三百亩耕地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，粮食单产突破八百斤。

那年代，农村人只知道鸡叫三遍天就快亮了。父亲也就每天在这个时候起床，先将家里的水缸挑满水，然后出得门去，站在屋旁的塘坝上，熟练地从衣袋中掏出长年随身携带的口哨，使尽全部气力吹响口哨。那哨声划破清晨的沉寂，迎来朝霞，也迎来田野的生机。

父亲视口哨如生命，一个口哨总是要吹上几年。那天中午，父亲到附近水塘捞猪菜把口哨弄丢了。在他看来，这口哨并不是需要花钱再买的问题，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，如同战士丢失了武器一样。怎么办？父亲没有犹豫，重新下到水塘，通过反复回忆自己在水塘经过的路线，一寸一寸地用双手往前摸。每往前一步，父亲都在提醒自己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是口哨丢失的地方。最后用了将近两小时，硬是将口哨摸了上来。二十六年中，父亲把实在不能再吹的口哨一一用小手帕包好，共有六枚，至今珍藏着。那份珍藏应该就是他对土地的挚爱，对生活的祈盼，也是对一段峥嵘岁月的收藏吧。

队上有大小池塘六口，春天一到，父亲便安排专人买进鱼苗投放其中，平时用青草做饲料，年底把塘干了，每家每户都能分得一份鲜鱼。后来队上又建起了猪场，平时出售之外，逢年过节还会宰杀一些分给大家。

父亲只上过几年私塾，但写得一手好字，生产队的各种宣传栏窗办得有板有眼丰富多彩。父亲的算盘打得会说话，还可双手操作，左右开弓。年终决算时，父亲与生产队会计一道，用不了几天时间，就能将决算办完并张榜公布，从来没有谁因自家收支不清到队上扯皮。

每个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差别很大。少则几分钱，多则超过一元。我们生产队，劳动日价值一般都在八毛钱的水平，偶尔也有突破一元的时候。父亲因此当过县上劳模，到过全县很多地方传经送宝。即使现在，父亲每当与我谈及这些，满脸都是自豪。

我上高中时才从书本里接触到的“三机一泵”，父亲却可以在用纱布蒙上眼睛的情况下，熟练地将柴油机核心部分——油泵总程，拆开又装上。因此，当周边的农民还在用石碾碾米、用人工车水的时候，我们队早就用柴油机打米抽水了。

当周边生产队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时候，我们生产队的账面资金高达万元。于是，我们生产队率先实行了照明用电。一些先进的农业机械也提前进入了全队人的生产与生活。

一九五八年冬天，君山围挽工程全面铺开，岳阳县组织几万名劳动大军，在东洞庭湖地区摆开战场。我的父母同时加入了这支围垦大军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加上湖区湿气重，更是冷得刺骨。而在当时，所有的人都是身穿单衣多挑快走，返回途中更是一路小跑。一些人因为表现突出，光荣地“火线”入党，父亲就是其中一个。

从那以后，只要是挑堤挽垸，父亲都会担任大队领队挂帅出征。围垦就是战斗，父亲每一次带队都是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。一九七六年，岳阳县中洲围垦，我随父出征。当时我不满十六岁，无论年龄还是身体都够不上一个全劳力。因为劳力缺乏，父亲安排我上了“前线”。为此，母亲很生气，还同父亲大吵了一架。

北风劲吹，衰草连天，放眼远望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严冬酷寒，考验着每一个远离家室的农人，所有人在这里住的都是用楠竹和芦苇搭起的临时工棚。住宿、厨房与厕所以大队为单位分开搭建。一个大队几百名劳力住一个工棚，开着统铺。那场景，悲歌慷慨，荡气回肠，与古代军营没有二样。

每个劳动力每天都有硬性任务，为了不让我拖全大队后腿，父亲只好起早贪黑，加班加点，多担快跑，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，另外再帮我完成任务。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放在台面上。晚上，我和父亲睡一起，只是各睡一头。第一天夜里，刚刚睡下的我，就感觉父亲在用脚轻轻踢我，在感到我的回应后，父亲就偷偷地将他完成任务之外的票，从被子里塞给我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。父亲由生产队长改任村民小组长，每天不需要再用哨声唤醒大家干活。刚开始时，父亲还很不习惯，除了继续关心和指导着村民的生产外，农忙季节，偶尔还会用哨声催促大家下田干活。

近年来，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，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们家正好处于一个交通枢纽位置。父亲说：“我是一名老党员，我们家就是代表全村的一张脸，一定要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。”于是，父母用自己的积攒建起了“别墅”，把自家的后山打造成花园，四季如春，又将房前的部分水田栽上莲子。那一天，父亲像往常一样，拉着他的小斗车，准备到路边卖莲蓬。不幸的是，在一个下坡处，父亲的脚踢到一块石头，整个身子向前一趋的同时，斗车受惯性使然，往前一冲，斗车上用三角铁做成的站脚扎进了父亲的小腿，莲蓬也散了一地。父亲摔倒了，还被斗车压着。他痛苦地呻吟，几次用力想推开斗车自己爬起来都没有成功，便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这狗日的!”

附近村民发现后，感到十分惊讶，一边迅速将斗车推开，把父亲扶起来。一边不解地说：“爹儿耶，干嘛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要这么多钱干嘛呢？”

岁月的沧桑在父亲的额头和眼角无情地留下了深刻而清晰的皱纹，头发全白了,黑里透紫的脸上仿佛涂着一层釉。望着斜躺在床上的父亲，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斜放着的铁扁担，这条扁担一头担着社会，一头担着家庭；一头担着责任，一头担着温馨……